【SPURS文选】法利·阿吉拉尔：历史在召唤

“法利·阿吉拉尔：纸老虎”展览现场，2021.08.21-09.19 ©SPURS Gallery

艺术家法利·阿吉拉尔展览“纸老虎”正在SPURS Gallery的Gallery II呈现，展览至9月19日。我们在开幕同期推出了同名画册，并收录由Frieze展评人娜什法·阿芙南(Nooshfar Afnan)撰文的《法利·阿吉拉尔：历史在召唤》，我们在此分享原文。

法利·阿吉拉尔：历史在召唤

“……在现代，对想象力的真正运用就是为事实、科学和平凡生活带去生动性，带去每一真实事物都有且只有真实事物才有的光芒、荣耀和卓越感。”（沃尔特· 惠特曼） 

一些艺术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使我们意识到当前社会的重要议题。我们可以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学等等领域的前沿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可以先于其他人看到全局。法利·阿吉拉尔（Farley Aguilar）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具象绘画根植于他对人的境况的浓厚兴趣和深切关照。他的作品以历史照片为基础，却因指向弥漫在今天许多人中间的“重疾”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他用富于表现力、色彩鲜艳、层次丰富的绘画向自己日益壮大的国际观众传达着这样一条信息：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不公，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无论是描绘受压迫者，还是描绘巨富和权贵，阿吉拉尔的图像总能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我们想要了解这些人物、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是谁？哪些力量形塑了他们的生活和处境？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

法利·阿吉拉尔在他的迈阿密工作室 ©Oriol Tarridas

法利·阿吉拉尔，1980年生于尼加拉瓜，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为了躲避家乡的战乱，他和家人移居美国。今天，艺术家在迈阿密生活。这些早年经历对他的思想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吉拉尔承认，自己深受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的著作启发。皮凯蒂的研究揭示了历史上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当前状况下，这类问题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他的最新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2020）以全球化视角讨论了引起和固化世界范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各种意识形态。他批评“超级资本主义”，提出一种更加公平的经济结构，倡导全民教育、知识与权力共享，以及“参与式”社会主义。皮凯蒂观察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独有的、封闭的历史叙事摇摇欲坠。只有采取一种跨国视角，我们才能……开始建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至于艺术上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阿吉拉尔认为自己的作品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是一脉相承的：艺术家表现自己对之抱有巨大热情的事物；使用简单的图形、鲜艳的色彩，以及行动绘画的痕迹和表现主义的笔触。他也十分欣赏浪漫主义艺术——“我一直很喜欢浪漫主义的总体看法：比起纯粹理性，色彩、笔触和构图可以引导人们对人类的感觉和意识产生更高层次的理解。”

阿吉拉尔对色彩的选择引人注目。他的用色富于表现力，十分鲜艳，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例如，一些人物的面部由明亮的绿色块构成，周围的区域则呈红色、橙色调。他对鲜艳的、非自然主义的色彩的表现主义式的使用，令我们想起野兽派，特别是亨利·马蒂斯，以及德裔丹麦表现主义艺术家埃米尔·诺尔德。在一组六幅绘画中，阿吉拉尔以各种不同方式使用油画颜料、油画棒和铅笔。有时，半透明的颜料之下露出铅笔勾勒的骷髅轮廓；有时，铅笔笔尖划过颜料留下刮痕；油画颜料有时被薄涂有时被厚涂——有时甚至被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到画布上。对于阿吉拉尔来说，“涂抹的方式……制造情绪”。

阿吉拉尔为他在北京SPURS Gallery举办的个展“纸老虎”（Sauvage Effete）选择的照片主要来自爱德华时代。爱德华时代指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之子英王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即1901—1910年，但有时这个时代的结束时间被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富裕的上流阶层来说，这是一个繁荣而欢乐的时代，可谓黄金年代。然而对于其他阶层特别是穷人来说，事实远非如此。

阿吉拉尔这样解释自己对历史上的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我之所以使用爱德华时代的图像是因为，在世纪之交的大英帝国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前1%的人拥有全社会50%的财富；前10%的人拥有全社会约90%的财富。如此夸张的贫富悬殊现象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原因。大英帝国是一个有着超过4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在此次展览‘纸老虎’中，我希望展示一个可以被一分为二地看待的统治阶层，一方面他们是残忍的、追求利润和权力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无能的、［因而］不再对全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群。”

法利·阿吉拉尔，《围猎者》，2021，油画棒、铅笔、亚麻布油画，162.6 x 200.7 cm | Farley Aguilar, Pheasant Shoot, 2021,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62.6 x 200.7 cm

在《围猎者》（Pheasant Shoot，2021）中，一组五个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男人到英国乡下打猎，正在休息。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在精英阶层积极推广猎山鸡山鹑活动。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对于大多数庄园来说，猎山鸡是社交日历上的重要活动、固定节目。这件作品的构图来自一张拍摄于1910年前后的照片，围猎者放下枪，倚在“猎杖”上，叼着烟斗。这是展览中尺幅最大的一件绘画。在此，阿吉拉尔向观众示范了自己高超的色彩技巧。如洗碧空照亮整个场景，围住富裕的地主们，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背景里的灌木丛和男人们颜色花哨的着装。他们穿的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户外着装：粗花呢羊毛夹克和马裤。打猎是这些富裕的地主和他们的好朋友的特权。

接下来的三幅绘画是几个富裕的年轻男人的肖像，他们也都穿着爱德华时代的着装。艺术家这样解释自己描绘这些人物的动机：“我在想……这一阶层的孩子们的财富是继承来的，这使得他们和社会整体的距离甚至更加遥远了。此次展览意在指出这些不平等正在重演，特别是在美国。”

法利·阿吉拉尔，《拄拐杖的年轻男子》，2021，亚麻布面油画、油画棒及铅笔，147.3 x 203.2cm | Farley Aguilar, Portrait of a Young Man with Cane‍, 2021,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47.3 x 203.2cm

《拄拐杖的年轻男子》（Portrait of a Young Man with Cane，2021）中的模特，一手撑着一把绿色椅子的椅背，一边靠着他的拐杖。他的目光令人不安。在他的身上，阿吉拉尔使用了自己标志性的鲜艳色彩和各式各样的绘画技法、媒介，我们不由得为之着迷。在他的其他几幅作品如《九个男人，约1910年》（Nine Men, circa 1910，2021）中，一些人物的手脚处会留白，有时人物的一只脚会被画成没有穿鞋的样子，就像这幅画里年轻男子的左脚一样。对此阿吉拉尔的解释是：“这是为了突出画中人物的非理性特点。这样的处理不仅是漫画式的，也暴露他们的愚蠢——我认为路易斯·布努埃尔在他的一些电影中对这一手法的运用十分老道。在此次展览中，人物的手被我画成不同样子。一些……被塑造得很有立体感，一些则［使用］简单的厚涂法，我想借此强调这些人物的野蛮本质。我努力画出更像动物爪的、脱了形的手脚。在他们的套装和领带之下，藏着某种畸形的东西。”

法利·阿吉拉尔，《花园里的男孩》，2021，亚麻布面油画、油画棒及铅笔，194.3 x 120.7 cm | Farley Aguilar, Boy in Garden, 2021,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94.3 x 120.7 cm    ‍

在第二幅单人肖像《花园里的男孩》（Boy in Garden，2021）中，我们又一次看到阿吉拉尔的美丽色彩。画中的男孩镇定自若地坐着，双手安放在大腿上。他身穿淡紫色套装头戴蓝色德比帽，背后是一堵砖墙，四周是从前往后越来越淡的红色野花的海洋。他目光向上直指观者，露出自信的神色。艺术家相信“财富是残忍而有攻击性的”，它会“制造出一个与社会整体脱节的世系，不再有生产性”，这个世系“更关心过分精致的奢侈品——［他们］只会消耗社会”。

法利·阿吉拉尔，《男孩与幽灵》，2021，亚麻布面油画、油画棒及铅笔，182.9 x 142.2 cm | Boy and Specter, 2021,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82.9 x 142.2 cm

《男孩与幽灵》（Boy and Specter，2021）中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男孩光彩照人，另一个则色调晦暗。仿佛一个手持猎枪的男孩身边有一道他的幽灵或投影。两者都有前述动物爪似的手，上面涂着人手没有的怪异颜色。此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左边的男孩的双脚也很不同寻常，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蓝色的。两个男孩看起来都和观者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这似乎在暗示他们的淡漠，这种在特权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态度被阿吉拉尔称为“危险的”。

法利·阿吉拉尔，《海滩上的一家人》，2021，亚麻布面油画、油画棒及铅笔，141 x 198.1 cm |  Farley Aguilar, Family on Beach,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41 x 198.1 cm  

在《海滩上的一家人》（Family on Beach，2021）中，三个西装革履的人物正坐在海滩上用茶。阿吉拉尔的许多作品都表现过一组一组的人物，还常常关注一组人物内部的变化。这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握着阳伞直视观者。两个男性人物则把视线转移到别处。前景中的人物几乎被整个涂成橙红色。他的手脚也被阿吉拉尔画成动物爪。他的色彩、大小和位置使得这个人物成为这组人物的中心。在上方天空似乎是太阳的圆球和一缕一缕的云朵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红色和橙色。红色可以被解读为权力、攻击性和统治地位的颜色。这类戴帽子的“红人”也曾出现在阿吉拉尔更早的绘画如《石工男孩》（Breaker Boys，2019）中，在那件作品中，戴帽子的“红人”也是画面里最大最突出的人物。阿吉拉尔这样解释，“一想到红色，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白痴之歌》中的一句诗：‘血是最硬的。硬如顽石。’当把一个人物整个涂成红色的时候，我试图暗示人物使他人遭受的暴力或他们自己遭受的暴力。并且，当我把一个人物涂成只有一种颜色的时候，我还想把他们和画中其他人物区分开来。”

法利·阿吉拉尔，《民族之爱》，2021，亚麻布面油画、油画棒及铅笔，147.3 x 203.2cm | Farley Aguilar, National Love, 2021, Oil, oil stick, pencil on linen, 147.3 x 203.2cm

《民族之爱》（National Love，2021）是此次展览中唯一一幅并非基于爱德华时代照片创作的绘画。它的灵感来源于一张两对德国情侣在1932年前后外出度假的照片。运用富于表现力的色彩、圆圈和线条，阿吉拉尔把这幅黑白照片变成一张仿佛活生生的、会呼吸的、有脉搏的图像。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提示了这件作品和德国的联系。一个裸体人物头戴一顶粉色尖顶盔，这是一种通常会被和德意志帝国联系起来的军用头盔。这种帽子上有着标志性的尖刺，因此是艺术家最爱的形状之一。泳裤、裸体、条纹浴袍，这些元素把我们直接带入在海滩度假的情绪。两对情侣坐在沙滩上，正在调情且显然心情不错。艺术家希望我们思考这一图像的历史背景，他说，“我想用这幅绘画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潜在倾向，即让‘他者’作替罪羊。人们正因前景惨淡而感到绝望，这时，发明一个危险的‘他者’无异于一步险棋。我们将因此陷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

尽管阿吉拉尔生动而有力的绘画来自特定历史时期或社会背景中的图像，但是它们使我们注意到的社会问题是普遍的，可以突破种族民族、时间空间的界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幸的是，这些不公在今天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里愈演愈烈。阿吉拉尔色彩鲜艳的作品提醒我们注意蔓延全球的不公，却也同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期许。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i. https://whitmanarchive.org/published/LG/1891/poems/399

ii. Piketty, Thomas.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

iii.https://fieldsports-journal.com/article/pheasant-shooting---a-short-history

英文原文：娜什法·阿芙南

翻译：李湘宁

《法利·阿吉拉尔》©SPUR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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